曾侯子昃剑现藏于长江文明馆，剑格及剑首铸有铭文28字，器主很可能为一代曾侯。该剑面世后便有学者对其铭文进行了考释[1]，其后又被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2]。不过以往曾国青铜器中从未见过独立的剑类器，流散的曾侯子昃剑真伪就易为人所疑。最近我们受长江文明馆委托，在对该剑进行目视观察的基础上，运用X射线探伤、体式显微镜拍照等方式对其进行了检测。在此对剑的形制、铭文、铸造工艺、年代等若干问题予以刊布和分析。

一

曾侯子昃剑通长67.2、剑身最大宽度4.9厘米；剑格宽5.1、厚0.26厘米；剑首直径4.1厘米。重1143克。剑身在近锋三分之一处束腰，略扩宽后渐收至锋尖。中脊线隆起，两从斜弧。剑格为菱形薄格，剑茎呈喇叭形，近首端半中空，圆茎带两道凸箍，圆盘形剑首。剑身通体光素，无明显锈蚀痕迹。刃部可见细微的锯齿状缺口，这是战国剑上常见的使用痕迹。剑茎圆形凸箍表面装饰有细密的夔纹，夔纹以凸弦纹组成，弦纹凹入部分残存有绿松石片。

剑格正、反两面皆铸有铭文，正面为重复出现的8字，“曾侯子昃，曾侯子昃”。反面亦为重复出现的8字，“自作用剑，自作用剑”。两侧的铭文，都是从剑脊起读。比如，两个“曾”位置相邻，而两个“昃”字各在铭文区两端。剑格铭文共计16字，单字宽度仅为2毫米（封三；图一）。

剑首铭文与剑格的风格不同，为装饰性较强的鸟虫书。铭文12字顺时针旋读：“昃作自之，吉玄铝，侯曾剑之用”。运用手持荧光光谱仪（XRF）对剑首铭文的错金银部分成分进行金属成分检测（表一），其中铭文“昃” “自” “吉” “吕” “曾” “之”6字中的金元素含量较高，而“作” “之” “玄” “侯” “剑” “用”6字中银元素含量较高。这表明剑首12字铭文为隔字分错金、银，错金铭文呈金黄色，错银铭文呈灰褐色（图二）。二剑格与剑首铭文共计28字，剑格16字为“曾侯子昃，自作用剑”8字重复两遍， 剑首铭文12字：“昃作自之，吉玄铝，侯曾剑之用”。此剑和东周时期青铜剑一样，也是标明其国族性质。铭文表明该剑器主明确为曾国贵族，但剑格的“曾侯子昃”与剑首人名“昃”称谓不同，“子昃”是否就是“昃”？需要讨论。此前，年代接近的曾国青铜器已有两件自铭为“曾侯昃”的青铜戈见诸报道。2003年襄阳梁家老坟M11曾出土一件援及胡部有错金铭文“曾侯昃之用戈”青铜戈[3]。另一件为私人收藏的曾侯昃戈，铭文内容、行款与前者完全相同[4]。这两件戈的铭文对器主的称谓方式，均为曾侯缀以私名，与以往所见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对曾侯的称谓方式一致。因此，二者器主可确定为一代曾国国君——曾侯昃。曾国铜器铭文中的称谓较为复杂，尤其是“曾子”，高者可以继位曾侯，低者仅为低等贵族，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这一问题予以讨论[5]。在目前所见的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国国君多称“曾侯”，如曾侯谏、曾侯犺、曾侯宝、曾侯昃、曾侯乙等[6]。曾侯之子称“曾公子” “曾大子”，如曾太子盘殷鼎[7]，曾公子弃疾鼎、甗、壶、缶、斗等[8]。此剑剑格铭文“曾侯子昃”采用了“曾侯＋子＋私名”的命名方式，或可理解为曾侯之子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剑首环列12字错金银鸟虫书铭文“昃乍自之，吉玄铝，侯曾剑之用。”曹锦炎先生指出其有简省、讹误之处，正确的语序应当释读为：昃自乍（作）之，吉[金]玄铝，侯曾剑之用[9]。若此说成立，则剑首铭文可表明该剑器主为一代国君——曾侯昃。同时，我们将襄阳梁家老坟所出曾侯昃戈上错金鸟虫书铭文与此剑剑首相同铭文的字型辑出，予以比对（表二），可见“曾” “侯” “之” “用”四字字形基本一致，只是曾侯子昃剑上“昃”字的写法较为独特。

依据剑格与剑首铭文，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该剑器主很有可能与历史上一代曾国国君——曾侯昃属同一人。但铸造该剑之时，器主已继位成为国君或尚属曾侯之子，则有待讨论。

三

曾侯子昃剑器形简洁，但制作工艺复杂，其环节大体可分为铸造剑身以及铸接剑茎剑箍、制作铭文、嵌错铭文和镶嵌绿松石、打磨处理器表等。

1.浇铸剑身及铸接剑柄。X射线探伤检测和肉眼观察表明，曾侯子昃剑是先铸剑身，再铸接剑格及其以下的剑柄部分。

从X光片可以看到两方面信息，其一，剑身与剑茎结合处以及剑茎顶部，共可见三处“空腔”（图三）。其二，剑格与剑身结合处可见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图四）。这些空腔以及剑格与剑身的分界线，表明剑茎与剑身并非浑铸而成，应当是先铸出剑身，并预留出一段类似“剑茎”的凸起，随后在“剑茎”处一次性铸接浇铸出剑格、剑茎与剑首。由于铸接铜液充型不完全，形成前述空腔。同时，铸接造成了剑格与剑身结合处的分界线（图四）。剑茎上又铸接有两道剑箍。在剑茎、剑箍一侧可见范缝痕迹（图五），不过，剑茎范缝与剑箍范缝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同时，在剑箍与剑茎交接处可观察到剑箍铜液叠压于剑茎之上（图五），这些说明剑箍为后铸铸接。剑箍宽度约6毫米，要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刻画出宽度出约0.2毫米的线条，并将其组成布局较为规整的夔纹，需要运用特殊工具在范腔上刻出窄细的凹槽，合范后浇铸铜液，铸成突起的纤细纹饰。这不仅要求工匠具备娴熟高超的类似内雕的技艺，同时还需范料具备良好的雕刻性能和良好的铸造充型性能方能实现。因此，目前所见的东周时期带凸箍的青铜剑双箍表面大多不带纹饰，仅在少数有铭的王、侯剑上可见剑茎双箍表面饰以凹弦纹或细密夔纹。除本文所述的曾侯子昃剑外，这种高难度的装饰风格还见于越王丌北古剑[10]、越王州句剑[11]、越王者旨於睗剑[12]、徐王义楚元子剑[13]。因此，箍上有无纹饰成为了判断东周时期铜剑规格的重要标志之一[14]。以上现象说明，铸造剑身→在剑身上铸接剑柄→在剑茎上铸接剑箍，为曾侯子昃剑的铸造工序。这样的工序，也是战国时期带箍与首青铜剑的典型形式。

2.制作铭文。曾侯子昃剑剑格和剑首铭文形态不同，其中剑首铭文错金银是在整剑铸造工序之后再完成的，这里先讨论铭文字形的制作。

青铜兵器铭文常见铸铭和刻铭两类[15]，其中铸铭是铸造之前在陶范或模上制作，字口陡直但笔道婉转，刻铭是在器物铸造出来后，用刻刀等工具在器表进行刻或錾出，刻铭字口细浅，笔道光滑。因此，铸铭和刻铭较容易区分。曾侯子昃剑格上铭文为阴文，字形虽细小，放大可见婉转的笔道，其底部高低不平（图一），显然是铸铭。剑首铭文因为错金银而无法观察其字口，但错金银要求嵌错部分陡深以便金银不易脱落，因此错金银都是施加在铸铭上的。简言之，曾侯子昃剑剑格与剑首两个部分铭文均为铸铭。铭文的年代与铸剑的年代一致，铭文的制作甚至是在浇铸之前陶范上完成的。

剑格铭文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曾侯子昃”和“自作用剑”分别在剑格两面重复出现，每面的铭文相对分布，同时，重复的单字又各有正书与反书的不同。也就是说，两次出现的同一字，字形不同，且互为反书。其中“曾”“自”两字看似正书，是因其字形本身为轴对称分布，其正书与反书字形一致。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常见反书现象，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曾国青铜器群中反书铭文就不少，如曾侯谏器上的“谏”和曾侯小方鼎上的“侯”多见反书[16]。曾侯子昃剑剑格两面的铭文识读方向相对，书体相反，这是颇为精心的设计，但又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同铭而不同的字形说明并不是从同一块字模上翻印而成。

3.嵌错铭文和镶嵌绿松石。铸造工序完成后，分别在剑首嵌错铭文和在剑箍上镶嵌绿松石。

曾侯子昃剑首错金银铭文工艺是在预留的凹槽内镶嵌金、银丝，然后对镶嵌后的金银丝表面进行磨错，使器表在镶嵌金银丝后趋于平整光洁[17]。该剑首错金银迄今保存较为完好，除个别字局部因锈蚀漫漶之外，铭文主体清晰可见，尚未见金、银丝脱落于预留的凹槽之内。东周时期青铜器器表镶嵌的金、银丝并非牢固不掉，许多器物上均可见错金银纹饰局部起翘剥落的现象，如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战国错金银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错金银剑、日本美秀美术馆藏错金银神兽器足、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错金银青铜神兽案足等。正是通过这些金银纹饰剥落处存在明显的凹槽，局部起翘剥落等现象证实了这种装饰工艺是由金银丝、片填嵌的[18]。

剑首铭文为隔字分错金、银，金属成分检测数据表明（见表二），剑首铭文中除含有相当成分的金或银成分外，还含有铜、锡、铅、铁等成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剑首铭文笔道纤细如丝，宽度约0.2毫米，而手持式荧光光谱仪（XRF）探头宽度大于铭文笔道的宽度。因此，在对单个铭文进行成分检测时，仪器探头检测区域覆盖了错金银铭文及周边的剑体区域，故在检测数据上同时呈现出了金、银以及铜、锡、铅、铁等金属成分。

剑茎上的两道凸箍装饰细密的夔纹。夔纹用凸弦纹表示，在夔纹间的凹槽内，残存有部分绿松石片（图六）。单片绿松石宽度约1~2毫米，最小的宽约为0.2毫米。大多数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见，在原本贴有绿松石片的纹饰凹槽中可见残存的粘合材料。东周青铜剑多在剑格处镶嵌绿松石，剑箍镶嵌的例子较少。镶嵌绿松石有打磨形状规整的，更多的则是像曾侯子昃剑这样细碎且形状不规整的细片绿松石。

4.铸后打磨。打磨是制剑最后一道工序，除了对错金银铭文和镶嵌绿松石的打磨之外，主要是对剑体的打磨。打磨后剑从与两锷面的交线左右十分对称，且始终与锷线平行。这种磨砺水平反映出工匠极为高超的技艺，也使剑刃至今具有十分锋利的手感。因为打磨较深，剑从处的皮下气孔在X射线探伤片中更为清晰（见图三）。曾侯子昃剑的制作工序及主要特征在东周时期同类高水平青铜剑中具有代表性，该剑工艺水平也体现了器主的身份等级。

四

曾侯子昃剑的形制特征与器身铭文，成为判断其年代的重要依据。就形制而言，曾侯子昃剑“一”字形薄格、圆形剑首、剑茎带双凸箍的特征，与吴越系青铜剑中的薄格圆茎有首剑较为相似[19]。与之形制接近的青铜剑，包括吴王余眜剑[20]、越王者旨不光剑[21]、吴王光剑[22]、楚王酓璋剑等。相关研究者指出，此类青铜剑的出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23]。曾侯子昃剑剑格铭文为重复出现的四字，沿剑格中脊对称分布，剑首铸以12字鸟虫书错金银铭文。这种铸铭方式与1974年荆州张家山战国墓出土的越王者旨不光剑十分类似。而曾侯子昃剑凸箍上饰以细密夔纹，并在纹饰间镶嵌绿松石的装饰风格，还可见于越王者旨於睗剑。由此可见，曾侯子昃剑的形制与装饰风格在均可在吴越及楚地出土的青铜剑上找到来源。越王者旨於睗和越王者旨不光在位时间分别为公元前464至公元前459年、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76年，均为战国时期。这一方面为我们判断曾侯子昃剑的铸造年代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亦从侧面彰显出曾侯子昃剑器主身份与诸侯国国君相合。

就剑身铭文而言，如前所述该剑的器主很有可能为一代曾国国君——曾侯昃。根据襄阳梁家老坟M11出土曾侯昃青铜戈判断，该戈长直援、尖锋的特点表明其年代应为战国早期，且其内上有双线勾边的凤鸟纹，并铸有鸟虫书铭文，均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地青铜戈的特点相合。通过对该剑形制特征、装饰风格及铭文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判定该剑的铸造年代应为战国早期。

东周时期，吴越地区青铜剑因其铸工精良，闻名于世。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楚与吴、越交战、交流频繁，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和铸剑工艺也随之传入楚地。东周时期曾国青铜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带有明显吴越系青铜剑风格的曾侯子昃剑，当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生产出来的。在以往出土的大量曾国青铜器中，均未见到剑类器物，这或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并非为曾国无剑之事实。

附记：文中器物照片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邓聪先生、荆州博物馆金陵先生拍摄。谨致谢忱！

（作者：邹秋实、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贝，长江文明馆；江旭东，湖北省博物馆。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责编：段姝杉审核：方 勤陈丽新——版权声明——